当地时间12月2日凌晨，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比49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由于参众两院的法案内容并不一致，因此，最终的版本可能需要继续协商，但这不会影响减税这一总目标。

共和党保守派认为这是一个立足中产阶级利益、会给美国带来经济繁荣的跨时代税法改革，而民主党自由派则担忧法案以给富人和大公司大幅度减税为主要特征，会加大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并可能会让美国背负更大债务包袱。两党对于税收理念的分歧根深蒂固，这并不意外。

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以帮助美国人提高就业与收入的想法，源于里根时期的一个观点，即政府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这套理论被称为“涓滴经济学”。因此，给企业减税就是为了让他们扩大投资并获取更多利润，给美国人提供更多就业与收入。但是，自由派担心为企业和富人减税会加大贫富差距，如果经济并未增长的话，的确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但问题在于，如果你不减税，可能也没有机会出现投资增长，因此，这也算是一次政策赌博。

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主要目的是振兴本国的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投资，以避免越来越多的贸易逆差，也就是结构转型。特朗普得以胜选的口号就是“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用美国货，雇美国人”等，他希望改变美国经济过于虚拟化的现状与趋势，并通过增加制造业为蓝领或失业者提供就业以及更高的收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特朗普采取了政策组合拳。首先，减税是他这套组合拳的核心，即通过减税吸引资本与制造业回流；其次，为了实现回流的目标，他进一步采取了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威胁对进口商品征收特别关税，对美国设在境外的逃税企业进行惩罚等，从而产生胡萝卜加大棒的效应。其三，为了避免减税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特朗普在过去一年中，不断要求盟国为美国所提供的军事保护支付更多费用，很多部门的开支也大幅缩减，他还在帮助美国企业到处推销。

如果这项改革真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回流，无疑会扩大税基，吸收大量劳动力也会促进工资上涨，降低失业率。因此，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GDP每增长0.4%，10年内的国内财政收入就会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共和党方面分析，如果未来GDP达到2.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总体上对于平衡此次减税带来的1.5兆亿的财政赤字也将有盈余。

我们更关注的是这项政策的外溢效应。在全球产能过剩的时代，美国增加制造业投资，必然是以其他国家制造业存量的转移为代价。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又恰巧遭遇成本快速上涨，那么，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企业，存在向美国转移的可能。但中国具有产业链优势的产业冲击较小。与此同时，考虑到美联储会继续执行缩表与加息的货币紧缩政策。美国通过税改推进的经济结构转型与货币政策转变，这两项政策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也应该考虑增量的博弈。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前夜，各国正在努力创新，如果在这个阶段，美国吸引高端产业回流，并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产生同步效应，那么，美国将会引领下一波工业革命，不管是在技术、人才和资本等方面，美国无疑拥有了巨大的优势。

因此，美国的减税政策以及引起的可能后果，会对中国存量的制造业以及增量的技术创新都带来挑战。中国必须谨慎的加以应对。比如要遵循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改革与发展路径，改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创新条件。这些改革需要有效与及时的加以落实。

同时，中国也要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中国企业不断上涨的成本主要来自人工，来自不断上涨的地租影响。大部分要素价格继续上涨，融资成本在一个去杠杆的阶段，尤其是美联储紧缩的环境中也会具有上涨的刚性。如果中国缺少减税的空间，那么，降低土地成本可能会起到明显的作用。

美国减税计划是“美国优先”下的反全球化产物，必定会引起全球竞争性的成本“大战”，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将会在混乱中展开，新兴市场国家将遭遇冲击。我们必须坚定推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与创新条件，在按照自己步伐推进和落实改革的同时，也要观察美国税改产生的长期影响，必须严阵以待，这也是中国加速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力。